朋友。
监视是一项专业技能，需要培训和一丢丢天赋。他毫无基础，学得很慢，但非常用心。他在她租下的卧室里贴满了微型摄像头，然后意识到她其实也可以出去开房，于是又开始往她的包里放东西。
她发现了几次，都被他用些胡编乱造的理由糊弄过去了。他看得出来她在生气，并且有了戒心，不过他不怎么在乎。
他最接近的一次追到了旅馆的房间门口。说实话他不知道她是自己去的还是跟那个假想敌一起，但她背着他开房间，这本身就值得他问罪。从来就没有恋情里火热的嫉妒，驱使他的是一股冰冷的恶意。捉奸，暴露她的不贞，然后潇洒离开——他想要的是不是悔改，是纯然的报复，与报复之后独属自己的新生活。
他冷静地点燃一根烟，横刀立马站在那蓝胡子的秘密门前，酝酿好了一切的情绪，就等着踢门那一秒。
然后他的手机响了。
那是一个裁员电话——准确来说，是一个通知他自行辞职的电话，为了避免发放裁员的补偿金。“你旷工太久了。”主管义正辞严地指责，并开始絮叨一些公司章程和他本月的打卡记录。他心烦意乱地回复了几句，觉得这细枝末节的问题比起此刻潜伏在他内心的阴森巨兽简直可笑。
“我会走的。”他说。而主管还不肯停下。
“我他妈自己会滚！”他怒吼着挂了电话，一拳擂在门上，那扇房门竟应声而开。
她站在门内瞪着他，抬手给了他一个耳光，以及一顿冷漠的控诉。自私功利已经不是她的重点攻击对象了。跟踪和暴力倾向，她歇斯底里地控诉着生活中的白色恐怖，仿佛只有他无理取闹，而她没有做错任何事。
“分手，必须分。”
她怒气冲冲地说。这明明应该是他的台词。
分手、失业、甚至行政拘留——因为她报警了。都是坏事，那又怎么样？去他妈的。他的报复失败了，至少他的确得到了解脱，即将奔向新生活。
就好像作业是三道数学习题，你明知前两道都做错了，但至少是做过了，心中便有理由轻松了三分之二。
剩下三分之一在他找新工作时跌在了他肩上。
他的家庭关系很复杂，父母在他17岁时就离婚了，母亲独自居住，身体一直不太好。他平常每周都会回家看望她，然而这几周他忙于监视前女友，没去照顾母亲，直到接到医院电话，才知道她的身体又出了毛病。
他从小被丧偶式抚养长大，跟母亲关系很亲近，接到电话后便匆忙地赶去陪护。母亲从没有病得这么重过，他长期待在病房陪护，什么都不会，手忙脚乱，疲惫至极。
最疲惫的是在那些慌乱中他还要应付母亲的询问，关于女朋友，关于工作。那些询问即使在平时也令人不快。他焦躁地解释着，讲到最后几乎是在吼叫，温情脉脉的家常也变成争吵。
他摔门而去，站在医院的门口，想他真是讨厌这些。讨厌医院，讨厌一场夏季的暴雨。
他买了包烟，潮湿的水汽使他试了好几次也没能将烟头点燃。吸烟是他本次回到25岁后才学会的，跟踪时总得来一根才能压抑心中咆哮的怒兽。它在吼些什么啊？哪儿来的那么多愤怒饲喂它呢？
他跌坐在湿漉漉的露天长椅上，按住了冰冷刺痛着的额头。
回病房的路上，他一直考虑着道歉的事。这件事绝不是他的错，但他或许应该为自己的粗暴和争吵道个歉。她其实没有恶意，她只是不知道。谁都不知道，秘密是他自己的。
如果她非要问，他就说。说一点儿，分手、辞职什么的，不说全部。等他耄耋残年、行将就木的时候，也许他会说更多。
他做好决定，深吸一口气，推开了病房的门。他期待着一声招呼，可听见的却是一声惊雷：“就是他！”
那声如洪钟的正是隔壁床的病人。他茫然地站在原地，看着蓝制服和警察，和属于母亲的那张空荡荡的病床。
班房，熟悉的班房。
这回他是全然无辜的，他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只隐隐有些极坏的预感。门外匆匆来去，没人肯应答他的询问。秘密是所有人的，除了他。呼吸间每一口空气都越来越冷，他双手抱头，感到一阵恐惧。
“二进宫了吧，之前是跟踪女朋友吵架打人的。”
他坐在审讯室，对面的警察射来毫不客气的嫌恶视线。先验概率，或者说偏见，往往是侦查中不可避免的问题。
“这个时间，你在干什么？”
他为什么必须回答这个？他是嫌疑人吗？什么的嫌疑？母亲呢？她在哪里？
“说啥？你在外头吸烟？大雨天的你在外头吸烟？是你傻还是你当我傻？”
他茫然地张望着，角落里坐着的另一个警察连眼神都没有给他。
“别他妈装蒜！”
他不值得这个。
质问的声音遥远地响起。对方又说了些什么，而他听若未闻，双眼红肿，盯着不可见的命运。痛苦与痛苦叠加，他全然无辜，却失去而又受冤，这是怎样的道理？这不公平。阴暗的班